作者：胡岩涛 田亚岐

来源：“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文博》2023年第1期

(相关资料图)

位于秦雍城城址区东端的瓦窑头建筑遗址远景（图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关中地区岐以西之地便由秦国驻守，于是秦人顺势而为开启了迁徙关中之路。秦人从西犬丘，经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再东出陇山而定都雍城，自此揭开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序幕。作为秦九都八迁历程中置都时间最长的一处都城，秦雍城在秦史上具有里程碑和标志性的意义。传统文献记载秦雍城的资料很少，难以窥探全貌。随着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秦雍城的神秘面纱被逐渐被揭开。作为秦一统天下的蓄势之都，秦雍城军事城防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对推进学界进一步认识秦的崛起与统一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这个问题进行探析，并揭示其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以补研究之缺佚。

一、秦定都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因素

秦定都雍城之前是以平阳为都，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及陈仓区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出土的春秋早期秦铜镈、钟铭文等，春秋平阳故城应在今宝鸡县（市）杨家沟乡、平阳乡一带。秦在平阳短暂停留仅36年，主要因为：其一，平阳所在地面对戎人袭扰处于劣势。平阳地处渭河谷地，北边是自北向南倾斜的凤翔塬，塬上及其北部丘陵山区有强悍的戎人活动，平阳面对戎人“居下临上”，在军事上十分不利于防守。其二，平阳所在的地理单元无法满足都城的日常需求。秦人迁都平阳时，秦较之以往已相对强大，所以都城规模比以前要大，但是由于渭河谷地平原狭小，农业、手工业无法满足都城的日常所需，面对围城之际不利于长期守城。其三，平阳所在地很容易发生洪涝，会给敌人进攻造成可趁之机。平阳地势过于低洼，来自于雍山的众多河流途径平阳一带，在雨季时容易发生洪涝灾害。据《汉书·郊祀志》载西汉成帝时“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说明凤翔塬上的洪水致使平阳损失惨重，可以推断秦以平阳为都时在雨季也遭受过洪水灾害。其四，平阳夹在渭河、秦岭和凤翔塬之间，地窄路狭，秦国无论东攻还是西守，或南北扩张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都城军事城防的规划首先要求所在区域地理环境具备一定的自然防御优势。《易·坎》：“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国语·郑语》：“虢叔恃势，鄶仲恃险”，说明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地势险要对自身安危的重要性。秦雍城在宝鸡市凤翔县境内，坐落在一处地势较高的黄土台塬上，背靠雍山山脉，在地形上有利于防御，符合都城守卫的军事需求。从字意上讲，“雍”同“雝”，《字源》解释“雝”者为形声字。殷商甲骨文作从水。形旁水是流水之象，表示雝的本意与流水有关。《诗经·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雝”。又《毛传》：“振振，群飞貌。鹭，白鸟也。雝，泽也”。朱右曾氏‘西雝’条曰：“川雍为泽，盖雍水停潴之处”。说明“雍”字与水的关系非常密切，有池泽之意。《诗经·国风·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正是先秦时期秦雍城一带自然风光的写照。据考古勘探得知，此区域在春秋时期河流众多，发源于雍山的山涧河流都向秦雍城聚拢，都城四周被大小河流所环绕。秦定都雍城之初，对城邑安全威胁比较大的势力就是活动在附近的游牧民族——西戎。戎人逐水草而居，作战时“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秦雍城所在的黄土台塬虽地势高敞，但是地表河网纵横，客观上造就了近郊防御的天然优势，使戎人骑兵进攻时难以发挥优势。

对于都城军事城防而言，四通八达的交通能够在战事紧张时迅速调遣军队以备不时之需。秦雍城北临雍山，东近岐周，西通甘陇，南接宝鸡通达四川，交通十分便利。《诗经·大雅·棉》中“柞棫拔矣，行道兑矣”，道出凤翔古道的雏形是在很早以前的农牧生产中开拓出来的。《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明出西周时关中道路网络就已规模初具。秦武公十年（前688年），秦伐邽、冀、戎，设县，十一年（前687年），灭虢，设县，相继打通了通往这些地方的道路。顾祖禹称凤翔“府居四山之中，五水之会，陇关西阻，益门南捉，当关中之心膂，为长安之右辅”，见之其在关中西部交通枢纽作用明显，这可能在秦人迁都雍城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另外，秦雍城所在地还是周人发祥地周原的一部分，而周原在《尚书·禹贡》中土壤被列为上乘，非常适合农业耕作，且周边资源能够满足都城日常所需，饶有成就王图霸业之物资。

及上可见，雍城背山环水，地形险要，无需四面受敌；交通便利，所在区域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周边地理环境具备都城最佳战略防御的空间条件，弥补了平阳劣势对都城的制约，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人择形胜之地而立新都，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区”，不仅是秦国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也是促进秦国逐渐走向强大，实现更好发展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二、秦雍城军事城防的发展与演变

纵观秦在雍城的历史，秦雍城军事城防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着鲜明的特征（图一）。

图一 秦雍城发展演变与地理环境示意图

（一）初期“城堑河濒”的军事城防格局

秦雍城初期军事城防格局最重要的特征是“城堑河濒”。当时的秦雍城位于整个城址的东南部，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紧临凤凰泉河与雍水河。从前期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文化堆积层中的陶片、陶质建筑材料等比较分析，该区域秦文化遗存年代为最早。此处（今瓦窑头村一带）虽在秦人选择的四周以河环围的大环境之中，但此时所圈占区域之外的空间仍然被视为雍城“城外”。该区间发现大型宫室建筑、聚落集中分布区，但没有发现城墙遗迹，也没有人工沟壕。

秦雍城所在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和北部高处来自雍山一带的水系通过诸河道注入城东南方向的雍水河。环围城址四周河流分别是：城西与城南的雍水河，城东纸坊河与塔寺河，城北与东北的凤凰泉河，这些河流有些河段至今还存在，有些则已夷为平地。经过对河道的解刨，我们发现紧临秦雍城的一侧的河岸有很多地段较为陡峭，有人工铲削的痕迹，在瓦窑头村一带更是十分明显，离城址较远的地段河岸则坡度相对平缓。不仅如此，古河道河床上都有较大的石头，并且以圆角石居多，说明当时环围雍城的主要河流河谷纵深，水流冲击大，水量丰沛。在《史记》中有不少秦人沿河筑“城”的记载，例如，秦厉公十六年“堑河旁”，秦灵公八年“城堑河濒”，秦简公六年“堑洛，城重泉”等。这些记载不约而同显示出沿河筑城是用“堑”的方式。“堑”有动词、名词之分，动词意为“掘”，名词时则与坑、壕沟、护城河是为同义。例如《庄子·外物》：“厕足而堑之至黄泉”，在此就作为动词，意为“掘也”。《说文·土部》云：“堑，阬也。从土，斩聲。”江沅曰：“阬、閬也。閬、门高大之皃。门之高大、阬之深广，相似也。”堑与阬之深广同义，按江说是也。又《左氏传》注：“堑，沟堑也”，说明“堑”亦可作名词。“堑”的字意还与军事防御密切相关，例如《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环而堑之，及泉”；《史记》“堑山堙谷，直通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深堑而守之”等。

无论是“堑河旁”，还是“城堑河濒”“堑洛”，以“堑”的形式临河筑“城”，结合秦人当时的政治、军事环境可知就是为了实现以水守城的目的，即人们通过深挖河谷、疏浚河道，将河岸修整形成陡壁，使得河堤陡直，河岸增高，以此提高沿河城邑军事城防系数。同时，堆积与岸边的河内泥土能够起到抵挡河水上岸的作用。虽然史料尚无沿河“堑雍”记载，但是根据秦人在其他地方沿河堑城，加之对雍水河、凤凰泉河古河道进行的考古解刨和调查，可以断定秦人初到雍城，即德公、宣公、成公三位国君执政时期（前677—前660年），应该也是以“堑”的形式在此进行军事城防建设的。秦人在秦雍城初期以河为险来止戎人攻城，故将这一时期的城防特征概括为“城堑河濒”是贴切的。当然，“堑”的方式与土质、气候密切相关，凤翔塬以土质疏松的黄土居多，所在地属于北方，降雨相对南方较少，不会因为雨季而导致坡度变缓或坍塌。秦人改变了河岸坡度或将岸边自然存在的土崖峭壁铲斩削，这样御敌就能够占据防守优势，而且水面视野开阔，利于及早发现敌情，及时用投掷、远射武器进行阻击。

（二）中期“回”字形双重壕堑的军事城防格局

秦雍城中期是其军事城防格局发生最为明显的阶段。在整个城址区的中部，即今马家庄村一带，该地地势高敞开阔，发现的主要文化遗存包括早年发掘出的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另外几处大型建筑遗址。根据遗存可以判断这里当是秦人的宗庙、朝堂，以及统治者的居住之处。上述遗址均被两条自然河流与人工壕沟贯通所形成的环壕所环绕，涵盖范围约3平方公里。据现场勘探得知，该区域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自然河道，其中北面的古河道全长1714米，宽18-61米，距地表深2.8-6.1米；南面的古河道流全长2046米，宽9.5-14米，距地表深4-6.6米。东西两侧则各有人工挖掘的壕沟，与两条古河道相通。环壕内的宫室、宗庙建有封闭的围墙用于防卫，重要位置还有瞭望设施。例如一号建筑群，它是由大门、中庭、朝寝、亭台及东西厢等部分组成，整个建筑四周建有围墙，在围墙的西南角，有一处近似长方形的夯土基址，可能是角楼建筑遗迹。此环壕外又有一重环壕，多系在自然河流的基础上开凿的，里面除了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姚家岗宫区外，余皆为平民生产与生活聚居区，涵盖范围约7平方公里。经对不同地点的钻探发现，外环壕的宽度有的地段在3-5米之间，有的地段在12-35米之间，深度一般在1.8-5米不等。这两条环壕使秦雍城平面布局呈现较为规则的“回”字形。环壕设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聚落，例如太平遗址、新砦城址、两城镇城址等，显然是出于军事的目而建造。从防御功能来看，城垣虽较之壕堑防御性能更为严密，但后者却成本更低，无需耗费巨大力量修建。秦雍城中期的双重环壕与其自然防御环境相契合，适应了当时秦国都城防御的实际情况。

（三）晚期修筑外城城垣以巩固军事城防

秦雍城晚期修筑外城城垣是此阶段军事城防最突出的特征。目前考古勘探已确认秦雍城城垣的走向、墙体结构及构筑年代。在瓦窑头一带的层位关系及墙体夯层内发现秦雍城晚期陶片，以此可推断《史记·秦本纪》所载“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这一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即秦在雍城二百年后才正式构筑城垣。此时的秦雍城已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齐备、规模达11平方公里大型都城。秦雍城城垣呈不规则梯形，部分地段沿自然地势修筑，合围面积约10.56万平方米。其中，西城垣保存较好，城垣外还有人工壕沟的遗迹，可能是为弥补此处雍水河河堤较浅而防御性不足。南城垣沿雍水河修筑，蜿蜒曲折，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防御的视野。东城垣紧依纸坊河，破坏严重。北城垣仅在铁钩村和凤翔师范职业技术学院北围墙处各发现一段。这两段城墙之间为秦“穆公坟”遗址，其结构系夯筑，是正方体的内收多级台阶，已知四面底座长38米。它可能是城垣之上墙垛结构，或者为城垣附近高台建筑。经发掘得知，当时修筑城垣时从较深的基槽开始夯筑，地面以上分里外两层版筑，土源分别取之于城内和城外开挖的护城壕，这样也使城垣的防御性能大大提高。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当时多条自然河流贯穿秦雍城内外，在河流与墙垣的交汇处留有空隙，如果此处不加以防范，就等于留下缺口，敞开门户，这样必然会达不到修筑城垣强化防御的目的。河道沟渠穿越城垣通水口处宽度大约在9-20米左右，秦人出于防守的需要应该会在重要地段设置水关城门来控制交通进出。

三、秦雍城军事城防动态发展的原因与意义

秦雍城军事城防的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较为复杂的背景，背后折射出秦人、秦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军事、政治情况。探讨其背后的原因，需要着眼于秦人在雍城的每一阶段所面临的的形势和东周时期华夏世界发展大势出发，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进行审视。

（一）秦雍城初期“城堑河濒”的原因与意义

西周末年，由于受战乱的影响，随着平王东迁，雍城在当时已是成为周人弃城，戎人趁虚而入，对城内居民安全构成极大威胁。秦公刚来此地也只能“初居雍城大郑宫”。关于大郑宫的地望，考古发掘已经证实在今瓦窑头村一带。秦人要在此处谋求生存发展，就必须要与戎人进行军事斗争。秦武公在位时，秦国与周边戎族攻伐不断，德宗时期征讨戎人依旧是军事国防的头等大事。秦军在讨伐戎人的同时还要设法防范对方进攻。由于军事因素对秦雍城初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如何进行有效的军事城防规划显得尤为重要。秦人通过“城堑河濒”来实现军事城防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初到雍城“体验”的秦人根基不稳，在特定的环境制约下，尚不具备在短时间内修建复杂军事工事的条件。其次，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之间甚少有互相隔离的设施，虽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河流在城内自然划成多块地理区域有关，但反映出当时不同等级人群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也说明此时秦人的血缘关系还比较浓厚，这无疑更有利于内部团结，使之能够在战争中一致对外。最后，周边湍急的河流是防止敌人攻城的天然险阻，加以有效利用则省时省力，以水代防同样能够达到守城的目的，而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秦咸阳军事城防中也是有迹可寻。所以“城堑河濒”符合秦人在秦雍城初期防范戎人袭扰，保卫都城的军事需要。

秦人在雍城“城堑河濒”并非是首创之举。除了当地自然环境所构造的客观条件优势和当时秦人所面临的军事威胁外，秦人沿袭自商周以来利用自然环境构建城防体系的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秦雍城“城堑河濒”的军事城防格局与秦早期在甘肃礼县大堡山、圆顶子山、西犬丘等城邑利用河流、陡崖构建城防体系，以及秦陵园内的兆沟如出一辙。在长安的西周丰京遗址发现“面积广大的自然水面或沼泽地构成了其天然的屏障”，而镐京四面的三条河流，“形成了护卫镐京外围的天然界河与堑沟。”可见秦雍城“城堑河濒”军事城防格局的出现既有秦早期军事城防的传统痕迹，也可能吸收借鉴西周王畿的防御模式，同时也是秦人充分利用外部自然环境为己所用创造出的结果。如果再进一步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秦人在逐渐东进过程中，面对外部接踵而来的政治、军事压力和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从所在生存空间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本族发展在军事上被迫做出的选择。例如，其后的秦简公“堑洛”就是因为秦与魏在河西战争中，连年兵败失地，秦国被迫退守洛河西岸，依洛水固守。秦人初到雍城，也面临着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城堑河濒”。“城堑河濒”这种单一性的对外防御格局也表明初期的秦雍城首要功能在于军事城防，秦人以此为据点，开始了逐鹿中原，后子孙饮马于河的强国梦想。

（二）秦雍城中期“回”字形双重壕堑的原因与意义

秦穆公即位后，确立德威并举，武力征伐的创霸方针。秦国“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秦国国力日趋强盛。人口的剧增致使早期城建规模无法容纳而不得不进行扩建。其二，当初建城的区间临塔寺河、雍水河和纸坊河的交汇处，遇大雨时容易引发洪水，会对城区造成破坏。最后，群雄争霸，战争频仍，攻伐谋略上升，引发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更强烈的重视。于是秦人遂放弃今瓦窑头一带，向今马家庄一带移动，形成新区，在此先后经历过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执政时期。秦人在自然河流的基础上施以人工开凿，在军事城防上形成“回”字形双重环壕体系。

《吴越春秋》云：“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造天谴，厥黎不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国固”“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言明城与郭的性质、功能、作用，以及出现的大致时间。《管子·度地》：“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释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又言明有城未必有郭，然有郭必先有城。秦雍城中期受“回”字形双重壕堑影响所呈现的聚落形态，恰似内城、外城之分，符合卫君守民的特征。对比同时期的侯马晋都新田（牛村古城）、新郑韩城（郑国）、曲阜鲁国故城，虽然秦雍城尚无城垣设施，但却表现出了类似于内城外郭环套格式。李自智先生将这种格式称之为春秋城郭形态，体现了商周以来立都必居中土，王宫处于都城中心的传统观念，是王权中心思想在都城建制上的反映。说明秦人雍城期间受“择国之中立宫”理念影响深刻，是秦国对中原文化的借鉴性吸收的物化体现。秦雍城中期布局与大致同时期关东列国都城“两城制”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当时秦国朝野斗争程度、军事守备需求和商业发展还未达到能够与关东地区相比肩所至，背后秦文化与关东地区的文化差异也值得重视。按照梁云先生的观点，秦雍城的这种“非城郭”化也影响到了秦都咸阳和两汉的都城形态。

关于宫殿区的形制，韩伟先生认为内壕中马家庄三号建筑五门五院的布局是周礼在秦国的映射，承袭于秦雍城初期大郑宫的形制格局。其东的秦宗庙遗址（一号建筑）与之并列，二者符合《仪礼·释宫》中：“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宫南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即“左祖右社”制度。这种格局透露出秦人受宗周礼法影响极为深刻，亦反映出秦国西垂偏僻之国积极向中原靠拢的趋向。秦雍城中期不再是一座纯粹性的军事要塞，而是布局合理，严格遵守周礼，浓厚的军事色彩有所消退。“回”字形双重壕堑的出现说明两点：其一，初期贵族与平民混居到之间存在隔离设施，表明中期的秦雍城复杂化加剧，内部有社会分化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结构正在逐步瓦解。其二，由单一性的对外防御格局开始向注重内防外守转变，“回”字形双重壕标志着秦雍城军事城防体系化的出现，然宫室、宗庙、平民聚集区等遗迹的发现则说明秦雍城都城功能开始朝向多样化发展。都城功能多样化的背后是不同族属在文化上交融的结果及经济发展所至，这为秦国实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新型社会架构带来了契机。

秦雍城中期，秦国已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之所以没有修建城垣，从军事角度分析，一方面是秦国在此阶段东扩受限，只能专注“称霸西戎”，周边尚未有能对其构成致命的武装集团。在秦雍城西面十五公里处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有一处位于汧河沿岸西汉大型漕运建筑基址，应该就是早年在凤翔采集瓦当所指“百万石仓”。基于其地理位置来看，在当时某些特定的环境中，可能具有仓储转运、存储和军需守备多重作用。该建筑遗址所在地也发现东周时期同属性建筑，判断在当时是秦国的一处重要仓储码头，秦穆公时期“泛舟之役”的起点可能在此，这也是秦国攻防西戎的一处近郊军事要地，可见秦雍城在近郊存在设防据点。另一方面，因早期秦人长期与戎人杂居，虽然秦定都雍城后已经在农业经济的轨道上平衡运行了相当长时间，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戎人之影响深刻，加之春秋时期的战争还未进入攻城略池，大规模兼并的程度，处在华夏世界西垂之地的秦人还未意识到对修筑城垣对军事城防的意义。

（三）秦雍城晚期修筑外城城垣的原因与意义

春秋中后期以来，华夏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逐渐变化，有远见的诸侯纷纷变法图强以振国威。秦国朝局动荡，国势衰微，西有义渠袭扰，东有强晋入侵，危在旦夕之际。都城是国家之中心，聚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富，在战争中往往是首要打击目标，攻取都城近乎等于灭人之国。《墨子·七患》云：“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时刻提高警惕，修缮城池，完善武备，才有可能使国家避免患难。在此形势下为防止敌军攻至都城，秦人不得不在原以水御敌的基础上构筑外城城垣来强化都城防御。秦雍城城垣的修筑其实是秦国实行保守的国防政策表现：一方面，由原先以壕堑为主要防御设施到向防御性能更高的城垣转变，透漏出秦国在华夏世界群雄逐鹿中陷入了较为被动的军事局面。另一方面促使秦雍城外城实现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都城安全系数得到明显提高，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

列国战争是围绕着都城而展开的，《尉缭子·守权》言“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秦雍城多重防御体系对于保护城内安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虽然秦雍城晚期秦人迫于不利的军事形势建立起完备的城防体系，但军事城防并非是此时都城的首要职能。这一时期城址内大型建筑遗址除了瓦窑头、马家庄一带，在城内北侧的铁丰、高王寺一带发现一处多进院落建筑。从采集到的各类型瓦当和战国铜器窖藏出土镶嵌燕射壶、敦、盖豆、盘、匜、提梁壶、甗等观察，应该是晚期秦雍城的宫区所在。这一发现为探讨秦雍城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反映出整个城址呈现出由小变大，由东向西的发展趋向。春秋末战国以来，东方诸侯新建或改建的都城布局，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取郭城之一部分为宫城新布局。秦雍城晚期是否也存在这种现象？这必然要仰赖于今后更多的考古发现，但结合历史文献来看，当时整个华夏世界形势之变已经波及到了秦国，列国对峙、社会矛盾尖锐、军事情形紧张，秦国社会也正在悄然积聚新的因素。考古发现城郊的秦公陵园、国人墓地，郊外礼制建筑（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羽阳宫）、郊外行宫遗址（尚家岭遗址、凹里村遗址）、雍水河的堰塘遗址，临近北城墙和东城墙处以半地穴式为特征的平民聚落、凌阴遗址、城内手工业作坊、市场，以及城内的道路交通和排水系统等，这些充分说明秦雍城晚期已经成为一座规模庞大、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大都市”。而“都城防御强化的体现便是此时期的都城规模变大，物质储备增多”。从国君、贵族和平民墓地发掘情况来看，聚族相葬明显，埋葬习俗殊异，折射出秦人文化多元的特征，文化上的多元化使秦人得以不断吸收外来因素，这是促成秦雍城都城多功能性的重要因素，对于推动秦王国后雍城时代变法革新也不容忽视。

（四）秦雍城军事城防的后勤保障

从考古发现来看，秦雍城内还具备了粮秣储备与兵器制造的条件。在秦雍城城区范围内，各聚落之间形成广阔的空隙，其间除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时期的人群居住、作坊或其它活动遗迹，推断其用途当为农田区域。春秋战国之交，晋魏在河西之地攻城略池，秦雍城此去河西不远，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敌军有兵临城下的危险。为保都城平安，秦人在都城内开辟农田以备粮秣，有助于持久守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已有大型仓储区的发现，建在中期大城宫殿区的东南侧，说明龙山时代有的政权就有储备物资的意识。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中曾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单体夯土建筑（21号）基址，可能是大型府库建筑，表明早期秦人就已经设有贮存物资之所了。为了保证都城对粮食的日常消耗，以及备战、备荒、救济之需，秦雍城应延续早期传统而在城内设置仓储以应对需要。秦雍城的作坊一般分布于四周城垣的内侧，铜铁作坊在城内有多处遗迹。例如在史家河、马家庄和今凤翔县城北街一带就发现青铜作坊遗迹的线索。咸阳长陵汽车站一带的几处金属窖藏出土的弩机、簇、矛、镦、戈等兵械，材质全部为铜。根据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已发现的兵械来看，铁镞不及铜镞的十万分之一，短兵械中的铁器仅是铜兵器的0.25%。因此秦雍城铜作坊的意义不言而喻。秦昭王二十一年相邦冉戈上有“雍工币叶，工秦”；三十二年相邦冉戈上有“造，雍工师齿”。二戈内背面同有“武”字，乃武库之省。商鞅镦铭末有“雍”字，是置放地，亦疑铸造地。说明秦雍城内应该有专门制造兵器的作坊。西安相家巷遗址出土的秦封泥中有“武库”“武库丞印”，证实了秦咸阳存在武库。秦雍城作为秦国重要的武器生产基地和置都时间最长的都城，当设有存放兵器之所以满足兵甲需求。

四、余论

滕铭予先生根据中小型秦墓葬将秦文化划分为秦文化起源与形成、秦文化确立、秦文化稳定发展与秦文化转型四个阶段。秦雍城时期秦文化跨越了确立与稳定发展的两个阶段。秦定都雍城是出于秦人对国家发展、族群生存的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迫于冲破外部环境与资源需求双重钳制，目的在于追求更大范围内的生存空间战略安全感。张衡在《西京赋》中述道，“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秦人在此积蓄力量，甚至曾一度参与东方争雄，称霸西戎，秦国开始实现真正崛起，这对秦人向东进一步拓展意义重大。

战争是促进秦雍城的发展与建设的重要因素。具体落实到军事防御设施上，从“城堑河濒”的单一对外防御逐渐发展至内防外守的“回”字形双壕堑，再到形成以城垣为主，护城河、壕沟为辅的多重城防体系，反映出秦雍城军事城防不断完善的过程，这是秦国面对时局之变顺势而为的表现和秦人为本族群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在物化上的体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秦雍城从初期军事防御色彩十分浓厚，到中期都城多功能性出现，再至晚期成为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结构明显的“大都市”发展趋势，虽然存在因自身环境因素的制约而进行位移移动的特殊性，但更多的体现出春秋战国城市制度的变革，也符合中国古代都城变迁规律的一般性。秦雍城军事城防之演变反映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

从春秋秦国东进过程中的天下形势来看，定都雍城出则可与强晋争锋，防御则有西北战略纵深之余地，秦人据地建业得以立足奠定强国基业。秦雍城非坐守之地，发展历程先经过以军事攻防为重要考量的“体验期”，而后才顺势而为进行扩改建，最终成为秦王国时代的蓄势之都。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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